【原创】我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与问题 ——劳动报酬占GDP份额的视角

  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是当前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收集并使用1978年以来数据,具体研究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这一比例的变动状况。按照国际通行方法,本文对中国劳动报酬数据进行了调整,结果发现,与调整前劳动报酬占GDP份额出现显著下降不同,调整后劳动报酬份额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内保持了相对稳定,仅仅在最近几年开始出现明显下降。我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问题不是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的下降,而是这一比例水平长期过低,初次收入分配格局似乎陷入了一种低水平稳定状态。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低是一种不利于劳动者的收入分配格局,如何扭转这一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中国今后经济发展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我国目前正处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却出现了不利于劳动者的趋势,很多研究都表明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份额呈现下降趋势。白重恩、钱震杰(2009)用全国劳动者报酬除以净GDP(总GDP扣除净间接税)的比例来表示劳动份额,认为它从1995年的59.7%下降到2006年的47.3%。李稻葵等(2009)用劳动者报酬除以总GDP表示劳动份额,认为中国劳动份额从1990年的53%下降到2006年的40%左右,他们还认为国际范围内劳动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U”型关系,而中国正处在这一曲线的下行区间,这意味着中国劳动份额还将继续降低。罗长远、张军(2009)认为中国劳动份额从1995年51.4%的峰值下降至2003年的46.2%,且在2004年加速下降至41.6%,目前远低于世界多数国家55%—65%的水平。

  中国劳动报酬占GDP份额确实出现了显著下降吗?虽然到目前为止的研究对此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但因为存在着如下一些问题,这些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并不充分,劳动报酬占GDP份额是否出现下降以及出现了何种程度的下降仍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首先,从对劳动报酬的核算来看,这些研究基本上都直接使用从《中国统计年鉴》和《1952-2004年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历史资料》等得到的数据,没有按照国际上可比的口径对数据进行调整,而这些未经调整的劳动报酬数据在某些时期往往包含了土地或资本的收益,这些不属于劳动要素贡献的部分理应被剔除,但现有的研究都没有这样做,据此得出的结论显然不能体现劳动报酬占GDP份额变动的真实状况。其次,现有的研究对劳动报酬占GDP份额变动情况的考察仅限于比较短的时间段,主要研究了1995年以来的变动情况,而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是一个需要从较长时期考察的宏观经济变量,仅依靠十余年的变动情况得出的结论显然并不充分。要更加准确地了解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特征与规律不仅需要使用更确切的劳动报酬数据,而且也需要从更长的时间段上进行考察。

  本文收集并使用中国1978年以来劳动报酬数据,尝试从更长的时间段上对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变动的特征和规律进行比较详细的研究,这也是研究这一问题所能够使用的最长时间长度。同时,为了能更准确了解要素分配格局的变动状况,文章按照国际通行方法对中国劳动报酬收入数据进行调整,剔除数据中不属于劳动要素的贡献,通过对比数据调整前后的差别,文章讨论了我国初次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本文接下来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劳动报酬数据来源及其调整方法,第三部分通过对比数据调整前后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状况,回答中国劳动报酬占GDP报酬份额是否出现了下降?第四部分对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变动所展现出来的低水平稳定特征进行初步分析;最后是主要结论。

  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获得相应报酬或收入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手段,这样,社会财富就通过劳动者得到劳动报酬、资本获得利润、土地获得地租的方法实现了初次分配,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是衡量这一分配格局变化的主要指标。在这里,所谓劳动报酬就是劳动者因付出劳动而获得的收入。从定义来看,劳动报酬不包括其他要素如资本和土地的收入是不言而喻的,但当一些劳动者不是雇员而是自雇者的时候,如何计算劳动报酬收入就成了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雇员的报酬很容易计算,按照联合国的解释,雇员报酬是对雇员核算期内所做工作的回报,是企业付给雇员的现金或实物报酬总额;但是,自雇者得到的收入却是混合收入,不仅包括劳动报酬,还包括资本性收入或土地收益,如何从自雇者经营性收入中剔除其他生产要素所应获得的收入就成了国民收入帐户核算中必须处理的难题。

  在早期的研究中,很多人为了方便仅仅计算雇员的劳动报酬收入。例如,凯恩斯(Keynes,1939)、布朗等(Brown等,1952)计算劳动报酬时仅考虑普通雇员的工资,既不考虑自雇者的劳动报酬,也不考虑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酬金。很显然,这种仅计算雇员劳动报酬的做法不能反映国民收入帐户中劳动报酬的真实状况,如何把自雇者、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企业家等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也纳入进来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一般认为,在企业家和自雇者的收入中,部分属于劳动报酬,部分属于资产收入。约翰逊(Johnson,1954)将企业家收入以及农民收入的2/3划归劳动报酬,1/3归资本性收入,这种方法被广泛接受。

  发展中国家由于自雇者数量庞大,是否计算自雇者的劳动报酬对劳动报酬占GDP份额的影响很大。戈林(Gollin,2002)认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就业比例普遍较高(多数属于家庭劳动者),且工商业部门也存在大量自雇者,仅核算雇员劳动报酬的计算方法严重低估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份额,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劳动份额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重要原因。从目前情况看,国际上普遍对企业家和自雇者的收入进行了调整,以反映其真实劳动报酬。劳动报酬核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要对自雇者的经营收入进行调整,而是如何进行调整。

  目前国际上存在多种对劳动者报酬的调整方法(见表1),这些方法各有其优缺点。从理论上讲,“扬方法”能够比较准确地计量自雇者的资本性收入和劳动收入,但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翔实的微观数据,包括劳动者行业、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工作时间等信息;二是较高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如果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自雇者的收入函数与雇员的收入函数差别大,自雇者与性别、年龄和教育等相似雇员的劳动收入差距就可能较大,扬方法计算出的雇员劳动报酬便难以准确代表自雇者的劳动报酬。约翰逊方法主要依据其对美国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企业家和自雇者收入的研究,在计算工业化国家企业家和自雇者的收入时具有较强指导意义,但在将其用来计量中国劳动份额时需要谨慎对待。戈林的第1种方法就是中国国家统计局使用的方法(即未调整的劳动者报酬数据),它把自雇者所有收入计入劳动报酬,这种方法对那些缺乏自雇者收入数据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意义,但明显忽略了自雇者经营收入中的资本和土地收入;戈林的第3种方法假定自雇者的劳动报酬与雇员的劳动报酬相同,实际上就是“扬方法”,明显不适合中国。中国城乡差距大,劳动力市场严重分割,农民纯收入远低于城镇职工,用职工工资代表城乡个体户和农民的劳动报酬将严重高估中国农民的劳动报酬。

  鉴于各种方法的优缺点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文比较了约翰逊调整方法和戈林的第2种调整方法,结果发现,约翰逊方法和戈林方法计算的中国自雇者劳动报酬非常相近。按照约翰逊方法,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中有2/3属于劳动报酬,1/3属于资本(土地)所有;按照戈林第2种调整方法,中国第二和三产业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之比也大约为2:1(劳动份额为40%多,企业盈余份额为20%多),那么,自雇者收入中也是2/3属于劳动报酬,1/3属于资本和土地。因而本文对中国劳动报酬数据的调整主要依据约翰逊方法,即城乡自雇者的经营收入中2/3属于劳动报酬,1/3属于资本收益。

  中国劳动者报酬数据主要有五种来源:1)从1996年开始,《中国统计年鉴》列出了各地区劳动者报酬数据,将各地劳动者报酬加总便可以粗略得到全国劳动者报酬;2)1952-199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列出了各地1978-1995年14个行业的劳动者报酬;3)1996-200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列出了各地1996-2002年14个行业的劳动者报酬;4)1952-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包括1993-2004年各地7个行业的劳动者报酬;5)一些省份的统计年鉴列有该地区劳动者报酬数据。

  从上述来源得到的劳动报酬数据在不同时期的统计口径差异较大,城乡劳动者报酬的统计口径同样也经历过几次变动,如果用不同的统计口径来核算劳动者报酬,将难以得出真实、可靠的劳动份额变动规律,这就需要核算出口径统一的可比性劳动报酬。另外,以往研究往往表明我国农业劳动报酬份额出奇地高,平均超过84%,是非农部门劳动报酬份额的1倍以上。这主要是因为农民的经营收入都被统计为劳动报酬收入所致。

  我国劳动者报酬主要有两个地方需要调整。一是农民的经营性收入。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属于典型的自雇者,其家庭经营收入有部分来自资本和土地,但国家统计局将农民所有经营性收入都计入劳动报酬。考虑到中国农民数量极其庞大,这种方法将严重高估农业劳动份额,进而高估全国总劳动份额。二是城镇个体户经营性收入。国家统计局1978-2003年将城镇个体户经营收入全部算入劳动报酬,2004年之后又将其经营性收入全部划为资本性收入。由于改革开放后城镇个体户经营性收入增长迅速,把城镇个体经营性收入全部算入劳动报酬将高估全国劳动份额,而将其全部算入资本性收入又会低估全国劳动份额。

  考虑到不同时期农民劳动报酬的统计口径不同,论文采取了有差别的调整方式。1978-1984年农民纯收入来源分为从集体统一经营中获得的收入、从经济联合体获得的收入、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及其他收入(借贷性收入等)。借贷性收入无疑不属于劳动报酬的范畴;而与家庭经营收入一样,早期农民从集体统一经营和经济联合体得到的收入也是一种混合收入,包含了资本和土地收益。因此,在计算1978-1984年的农民劳动报酬时,论文剔除了农民集体统一经营和经济联合体收入中的资本和土地收益,调整方式仍然是2/3归劳动所有,剩下的归土地和资本所有。1985年以后农民收入来源分为劳动者报酬、家庭经营收入、财产和转移性收入,论文在计算1985年之后的农民劳动报酬时仅调整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不予调整。城镇个体经营性收入也采用类似的调整方法。

  由于数据调整的目的在于还原真实的劳动报酬收入,所以,调整后的数据更能反映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变动的现实情况。从数据调整后的情况看,我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基本上保持了相对稳定性。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变动的基本特征不是劳动报酬占GDP份额出现了快速下降,而是劳动报酬占GDP份额的绝对水平太低,大大低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占GDP份额的变动要么在高水平上保持稳定,这也是“卡尔多特征事实”所描述的情况,要么保持上升态势直到在较高的水平上趋于稳定。

  具体说来,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份额的波动呈现以下几种类型。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水平稳定型。1850-1920年间,美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在69%-76%之间轻微波动,英国1856-1913年间劳动份额(雇员的工资、薪水和自雇者的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维持在52%-57%之间。二是以韩国为代表的快速上升型。韩国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了快速的工业化过程,劳动份额也从1955年的30.1%迅速上升到1993年的60.6%,上升超过1倍。三是以日本为代表的稳步上升型。20世纪初以来,日本经济社会变化巨大。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二战期间劳动份额轻微下降,但日本劳动份额总体上呈逐步上升趋势,从1915年的55%上升到1960年的67.1%,上升了12.1个百分点。与日本类似,加拿大20世纪初至1970年的劳动份额也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其劳动份额从20世纪初的49%逐渐上升1970年的60%以上。

  与发达国家的经验相比,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份额明显偏低。美国1850-1920年间劳动份额平均为76%,比中国高30多个百分点;1950年代韩国开始工业化时,劳动份额甚至低于中国,到1970年韩国劳动份额为41.4%,与中国1980年代大致相当,随着韩国劳动份额迅速提升,到1990年韩国劳动份额要比中国高出15个百分点;1910年日本劳动份额为55%,1960年日本劳动份额达到67%,而中国1978-2007年的劳动份额仅在39%-46%之间徘徊,两国工业化过程中劳动份额的差距越拉越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报酬占GDP份额的变动似乎陷入了一种低水平稳定状态。

  中国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保持水平稳定说明中国经济的本质特征在过去30年中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些本质特征也是决定为什么中国劳动报酬占GDP份额没有像日本和韩国那样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出现上升的主要原因。具体来看,劳动报酬占GDP份额的低水平稳定和中国经济的这样几个本质特征密切相关。

  一是中国经济的转轨特征。与其他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同,中国不是一个一直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而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这种过渡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完成,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机制尤其是决定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机制仍然在起作用。计划经济体制下,产品供不应求,国家为了发展壮大国民经济而实行抑制消费、扩大积累的政策,劳动者所得并非其真实的劳动付出,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被人为压低。改革开放以来,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计划经济遗留的收入分配机制还在起作用,决定劳动者报酬合理增长的机制还没有形成,劳动者所得到的报酬和其贡献相比被大大压低。例如,1978年-2006年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6.4倍,同期工业部门的平均工资仅增长了4.9倍,劳动收入的增长率慢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因此,劳动报酬增长相对缓慢,决定工资合理增长的机制尚未形成,是造成劳动报酬收入占GDP份额低水平稳定的重要原因。

  二是中国二元经济的阶段性特征。中国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虽然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镇非农部门转移,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但这一过程远未结束,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还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在这样的发展阶段,非农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并不取决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而是由农业部门的收入决定,因为只要非农部门的工资高于农业就业的收入就会继续吸引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中国长期以来存在工农业剪刀差,农业劳动力价格较低,由此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农村劳动力的工资也相对较低。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民工工资在2003年之前一直维持在600元左右,几乎没有增长;而从1978年到2003年,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非常迅速,年均达到6.2%,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未能带来工资同步上涨。2003年以来,尽管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有所加快,从700多元涨到1400元,但仍然大大低于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劳动者尤其是广大中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水平低、增长缓慢是造成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低水平稳定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1978-2007年是中国快速工业化的阶段,农业产业逐渐向其他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转移,但结构转变并不利于劳动份额提升,因为农业部门的劳动份额明显高于第二、第三产业,产业结构从农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不仅不会提高总劳动份额,还将降低总劳动份额。具体说来,由于第一产业劳动份额比第二和第三产业平均高出50%,经济结构每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1个百分点,将导致全国劳动份额下降超过0.5个百分点。

  我们可以采用不变基期产业结构的方法来研究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份额波动的影响(表6),研究发现1978-2007年产业结构变动是引起全国劳动份额变动的重要因素,且总体上不利于劳动者。如果产业结构保持和1990年一样,中国2002年的劳动份额将会是47.7%,比当年实际劳动份额(43.7%)高4个百分点;同时,产业结构对全国劳动份额的影响主要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发生的,1978-1990年间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份额的影响相对较小。

  除了上述几个中国经济固有特征的影响外,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低水平稳定还和这样两个因素密切相关。一是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类型,二是资本全球化的影响。

  首先,中国虽然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但中国并没有出现劳动扩张型的技术进步,相反,却出现了资本扩张型的进步,这是一个不利于劳动报酬份额提高的技术进步方式。一般来说,劳动扩张型技术进步使得生产中劳动投入增长速度快于资本增长速度,劳动份额将可能提高,而资本扩张型技术进步有可能降低劳动份额。我们可以通过劳动份额与劳动生产率的关联来粗略判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的类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可能源于劳动者人力资本和技能水平的提高,也可能源于新机器、新设备等物质资本投资,如果劳动生产率与劳动份额之间正相关,我们便认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源于劳动者能力的提升,劳动者应该从中获得更多回报,则技术进步属于劳动扩张型技术进步;反之,如果劳动生产率与劳动份额呈负相关,可以认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源于物质资本投资,资本应该从劳动生产率提高中获得更多回报,则技术进步属于资本扩张型技术进步。图2展示了1978-2007年中国劳动份额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它表明中国技术进步经历了从劳动扩张型转变为资本扩张型的过程:1997年以前,中国的技术进步以劳动扩张型技术进步为主,而1998年之后,中国技术进步则逐渐以资本扩张型技术进步为主。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中国出口贸易中资本品比重迅速提高。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持续增长,从1980年的4.7%增长到2007年的47.4%,增长了9倍多,资本品出口增长迅速必然要求大量投资,新机器和新设备等物质资本投资成为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主要源泉,进而导致劳动者从劳动生产率提高中获得的回报相对减少。

  其次,资本的全球化加剧了中国劳动市场中资本的强势地位和劳动的弱势地位,使得劳动者报酬增长缓慢,这也是中国劳动份额长期低水平稳定的重要原因。全球化带来了资本的大规模国际流动(FDI),强化了劳动力在流动性方面的劣势,使资本拥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本的回报,不利于劳动收入提高。而发展中国家的地方政府为了GDP增长而展开吸引FDI的激烈竞争,导致了竞次均衡状态的出现:当忙于GDP竞赛的地方政府意识到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可以使得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比较价格优势时,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优势,地方政府可能出台一些不利于劳动保护,有利于资本收益的政策,以吸引资本进入本地,导致工人工资低于其劳动生产率水平,资本获得更丰厚的利息,劳动份额维持在低水平。事实上,虽然1978年以来中国国际贸易不断增长,但直到1990年代末期,我国的出口总额一直维持在占GDP约20%的水平。从2002年开始,我国出口从26948亿元迅速增长到2007年的93455亿元,增长了1.4倍,年均增长达到24%,占GDP比重也达到37%。与此同时,我国劳动份额却加速下降,从2002年的44.1%下降到2007年的39.7%,5年下降了4.4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之大前所未有。制造业长期的低工资是中国产品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出口比较优势的主要源泉所在,而为了获得更大竞争力,厂商又希望持续维持现有的低工资水平,使得工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变动出现的问题主要不是劳动报酬占GDP份额的下降,而是这一比例一直维持在低水平,中国的初次收入分配格局似乎陷入了一种低水平稳定状态。1978-2007年间,中国劳动份额经历了1978-1998年的轻微上升, 1999-2007年又轻微下降的过程,总体上保持着长期的相对稳定性,但这是一种低水平的稳定,中国劳动份额并没有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提升而上升,并未像英美等国一样在工业化过程中保持着较高水平的均衡,也不像日本、韩国等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有着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

  从表面上看,中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保持相对稳定与“卡尔多”特征事实似乎并不矛盾,但卡尔多特征事实描述的主要是劳动报酬占GDP份额在相对高水平上的稳定,中国出现的则是一种低水平稳定,是一种工业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过的收入分配格局。从本质上来看,这是一种对劳动者不利的收入分配格局,也是造成中国经济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根源。由于这样一种分配格局深深植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固有的制度之中,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市场机制自身的力量从短期来看不仅不会扭转这样一种趋势,而且还将继续加剧这种不合理的趋势,这实际上代表了市场的“失败”。要改变目前初次收入分配格局不利于劳动者的局面,校正“市场失败”,就必须依靠政府的作用,要求政府改革当前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一种对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从而让劳动者能够更加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1.白重恩等(2009):《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2.白重恩等(2008):《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研究》,《经济研究》,第8期。

  3.李稻葵等(2009):《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经济研究》,第1期。

  4.罗长远等(2009):《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收入占比:基于中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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